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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 晗

策马淮海,指点江山!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
30年后,“丑陋的中国人”依然丑陋  

2015-09-07 10:09:57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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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语:1985年8月,台湾作家柏杨出版《丑陋的中国人》,以“酱缸文化”的概念继鲁迅之后再次批判中国人的劣根性。该书随即引发两岸阅读热潮,迄今30年一版再版。著名评论家朱大可先生认为,反思力的存在,是衡量民族国家是否健康的重要标尺,也是所谓“国家软实力”的坚硬核心。但在狭隘民族主义思潮的包围中,任何自省和反思的努力,都会面临声势浩大的敌意。这30年,国民人格的集体性崩塌已经势不可挡。更严重的是,对人格障碍的基本觉知,仍然没有建立起来。很多自作聪明、自欺欺人的“鸵鸟”,遮掩或者无视问题存在,加剧了文化人格病症的恶化。而“人格障碍”的疗愈和改造,是一个比觉知更难讨论的话题,鲁迅和柏杨也未来得及出示有效疗法。宗教和美育,曾被当作改造国民性的良药,但在引导者都出了问题的当下,这两种疗法也陷入困境。“柏杨难题”依然没有令人信服的解决方案。

在柏杨先生《丑陋的中国人》出版30周年之时,不妨来回顾一下这个议题的两位主要引导者。

首次谈论国民丑陋性的著名人物是鲁迅。在小说《阿Q正传》里,鲁迅以黑色喜剧的风格,塑造出一个旧帝国底层的代表性人物,成为当时中国人的共同精神肖像。鲁迅是幸运的,他生活在富有自省能力的民国时代,所以没有受到太多非难,反而因这部小说(也许还应加上《狂人日记》等)而成为宗师和不朽者。

但柏杨未能享用到这种文化待遇。他的《丑陋的中国人》,引发20世纪第二次民族国家的自我反省,却遭到台湾民众的激烈攻击,而中国大陆亦从1980年代的倾听转向了谩骂。在狭隘民族主义思潮的包围中,任何自省和反思的努力,都会面临声势浩大的敌意。

但无论如何,前有鲁迅,后有柏杨,中国人终究为自己留下了几面自省的镜子。这是本国的终极精神财富。它不仅是说出真相的勇气,更是一种洞察恶疾的智慧,并最终成就为伟大的品格。反思力的存在,或者说,拥有足够的自我批判的力量,是衡量民族国家是否健康的重要标尺,也是所谓“国家软实力”的坚硬核心。

柏杨所使用的“丑陋性”或“丑性”一词,属于美学范畴,跟美感和生理反应密切相关;另一种社会学语词也曾被广泛使用,叫做“国民性”;我们也可以套用生物学语词,把它跟“中国病毒”挂钩,更可以租借心理学术语,将其描述为“中国综合症”和“负性文化人格”,等等。而我则更倾向于使用“文化人格障碍”之类的中性语词。所有这些语词都从各自角度,向我们描述了病变的基本状况。

令人难堪的是,柏杨的警告没有奏效,反而成为难以解决的跨世纪难题。在“中国式病毒”的大肆侵袭下,30年以来,国民人格的集体性崩塌,已经势不可挡。人们从正直、法治、诚实、信用、勇气、胆略、独立、尊严、教养、责任、勤劳等美德中大步退出,转向贪婪、无礼、粗鄙、说谎、投机、好赌、哄抢、欺诈、剽窃、冷漠、甚至为了一己私利,不惜在空气、土壤、食品里投毒,自上而下形成庞大的互害型景观。满目苍夷,一地鸡毛。这的确是丑陋的奇观,剧烈地伤害着我们的眼睛和心情。问题在于,对人格障碍的基本觉知,仍然没有建立起来。而没有诊断与报警,就没有改造和疗愈的空间。

有一种“理性的声音”宣称,感染这种病症的只是极少数人,因而“丑陋的中国人”的描述,毁损了大多数人的形象。这种貌似政治正确“多数论”,始终是探讨问题的理论瓶颈。常识告诉我们,出现“集体性人格障碍”的比率,哪怕只有百分之一,都足以构成一种危机。文化人格障碍是一种高传染性病毒,如果缺乏鲁迅/柏杨式的警觉而任其滋长,就会动摇中国社会根基,甚至向外部世界蔓延,对整个人类文明产生伤害。

为了更清晰地表述这个观点,不妨援引SARS(非典型性肺炎)作为例证。当年中国的SARS患者,官方数据是4,698例,而中国人口时为13亿,这意味着病患者仅占总人口的1/270,000。但它已经引发巨大的公共卫生灾难和民间恐慌。这种现象就是“SARS效应”。以上述比率为基础,再放大10,000倍作为加权,就构成测试社会感应度的“SARS指标”。它的意义在于,在14亿中国人中,只要27人中出现一位人格/伦理障碍者,就足以描绘整个民族国家的不良图像,并触发关于集体人格障碍的警报。

但中国的实际情形,远远超过了这个指标所描述的范围。另一典型案例,是四年前发生于广东佛山的小悦悦事件。2011年10月13日,2岁的小悦悦(本名王悦)相继被两车碾压,7分钟内,18名路人从她身边经过,全部视若罔闻,最后,小悦悦被第19位路人--拾荒者陈贤妹所救,但已回天无力,成为道德冷漠的牺牲品。这则新闻对“SARS指标”做了根本性倒置,也即以1/19的比率,描绘出文化人格危机的严重现状。在19人中间,只有1个人是正常人,没有遭到病毒的侵蚀,这就是“小悦悦指标”。它虽然源于单一“样本”,却有广泛的警示意义。这个幼小而脆弱的生灵,对中国人的文化人格障碍,做了严厉的控诉。任何稍有良知的人,都不会对此无动于衷。

另一则经常被引用的自慰式格言是:“狗不嫌家贫,子不嫌母丑。”它的意思是,尽管母亲又老又丑,忠孝的儿子不应嫌弃。在古老乡村社会,这种道德劝勉是有意义的,它捍卫了家庭伦理的基本结构,而一旦将其转换到国家叙事层面,就会出现严重的逻辑错误。“丑陋”一词的所指,恰恰不是“祖国”,而是每一位人格破产的个体(“子”)。正是那些作为个体的“无名氏”(路人、顾客和游客),以其出现在新闻或日常生活里的丑行,拼贴出祖国(“母”)的负面容貌。

据说,鸵鸟在被追急的时候,除了扬沙踢腿,还会撅起身子和屁股,把脑袋埋进沙里,以为看不见猎手,猎手就不复存在。这类自作聪明的鸵鸟,在中国很多,而他们营造的“沙窝生活”,无助于难题的解决,只能加剧文化人格病症的恶化。

“人格障碍”的疗愈和改造,是一个比觉知更难讨论的话题。鲁迅和柏杨,未能来得及出示有效的疗法。但已经有部分中国人觉察了自身的问题,并试图接受真理,寻求有意义的生活,由此形成学儒、读经、禅修、拜佛和瑜伽等方面的宗教性潮流。尽管这些活动有时还驻留在事物的表层,犹如一场时尚表演,但如果这种时尚能够变成生命的内在需求,深入骨髓和灵魂,就有望成为自我疗愈的良方。

宗教疗愈的最大障碍,在于导引者方面出了麻烦。在仁波切、大法师、上师、大师和骗子云集的时代,究竟有多少真正的精神导师,这才是修行者的最大困惑。著名的佛寺主持--少林寺方丈释永信,正在面对各种匪夷所思的道德指控,尽管事实尚待澄清,但它已经加重世人的疑虑。导师问题成堆,他们所推销的“思想”,又如何能令人信服?

早在民国早期,蔡元培就发现宗教疗愈的诸多“弊端”,试图以“美育”取而代之。这种集体疗愈的策略,就是放弃病入膏肓的成人,转身从孩童教育入手,以文艺为药剂,陶冶情感,消除“丑性”,令文化人格在教化中变得美好起来。

“蔡元培策略”的核心,是在德、智、体、美、劳五育里,把美育推到最崇高的地位,而用于美育疗法的途径,除了建筑、雕刻、图画和音乐与文学外,还应包括“美术馆的设置,剧场与影戏院的管理,园林的点缀,公墓的经营,市乡的布置,个人的谈话与容止,社会的组织与演进,凡有美化的程度者,均在所包,而自然之美,尤其重要。”(原载《现代学生》第1卷第3期)。其中的关键正是“社会组织的演进”。假如“社会组织”已经腐化,丧失美的结构和体貌,就无法指望它能提供美育榜样,引领民众走向有良知的健康生活。

跟宗教疗愈困境相似的问题是,究竟由谁来承担这神圣的美育使命?众所周知,中国教育正在陷入“主体性危机”。作为教育主体的美育机构,一旦沦为官僚机构,被各种谎言所充斥,而教育者缺乏美感根基,甚至连人格都充满阴影,又何以推行正确的美育,将学生带入美好的生命感受?美育是一种严密的代际传承结构,其中一代人所受教育的好坏,取决于上一代人(教师)的品质。蔡元培的“美育”信念,只能基于对当时教育体制、教师人格和基本美感的信赖,但在21世纪的语境里,这些支撑性要素都在瓦解和流失。

“柏杨难题”的解决,暂时还没有令人信服的方案。

朱大可,在中国文化界享有盛名,被认为是中国最优秀的批评家之一。因其前卫的思想、对社会弊端的激烈批评、独特的话语方式,以及守望文化现状的理性和深刻,对当代文化研究领域产生广泛影响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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