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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 晗

策马淮海,指点江山!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
有那么一天 诧异地反问:汪国真?汪国真是谁?  

2015-04-29 21:19:53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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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汪国真去世,引来一批人到中年之辈回忆与怀念起自己的青春时光,并将那段岁月打上纯真的烙印。汪国真火热于1990年代,评论人唐山认为与其说那个时代的青年更纯真,毋宁说没有不纯真的资格,那一代人不能堂堂正正地去认识自我,必须披上爱情的伪装。于是席慕蓉、三毛、金庸、古龙成为那一代未成年精神的解放者,汪国真的诗虽然未必比席慕容更好,但却更“本地化”、更容易被接受。当人们连精致生活都不懂时,又怎么可能懂诗呢?人需要一种力量支撑自己,内心太苦时,谁还需要什么深刻呢?苟活者不需要反省,只需要按摩。

因为生活,所以汪国真

1990年,我正上大学。从同学家到学校,需横穿四环路工地。

下雨时,那工地宽得无边无际,得在烂泥中跋涉10多分钟,在心中一遍遍地骂:离城这么远,为何要把路修得这么宽?多少贪官因此发了大财?

在大学图书馆里,第一次翻开袁可嘉先生主编的《外国现代派作品选》,顿时被惊呆了,原来还可以这样写文章,还有这么精彩的世界,此前竟从没听说过。

感谢袁先生的这套书,没有这层机缘,我也会成为汪国真的粉丝之一。

90年代更纯真吗

拿到中文系录取通知书时,不多的朋友都说:你怎么选这么个破专业?

只有学不好理科的人才去学中文,这意味着你只会死记硬背,没啥真本事。

诗是没用的。对那时的我们来说,这一点不言自明。因为这辈子总共才看过几首诗,根本无法形成判断力,只是觉得古诗比现代诗好,因为更押韵。装模作样翻过几天《诗经》,很快便扔到一边,在我的意识中,曾长期将《硕鼠》视为代表作。

我们更纯真吗?毋宁说我们没有不纯真的资格。

每天生活在两点一线中,没有网络,没有课外书,看电视要经父母批准,高一时读《红楼梦》,很多章节都看不懂,无比惊诧于宝黛:多大点儿事啊,直接说不就完了吗,来回来去瞎逗个什么劲?

很久以后才明白,尊严、人格、自由、爱之类,并非与生俱来,而是需要后天习得,可我们这一代人只能在暗中摸索,只能无师自通。

我是谁?为什么要渡过今生?生活的真相究竟是什么?我该成就怎样的自我……其实,思考这些似乎形而上的问题,是我们做人的本分。

从大脑看,人与猩猩,在3岁前几乎没有差别,但3岁后,猩猩的大脑便封闭了,而人类仍在发育。人延长了自己的青春期,因为我们总在大脑中构建想象的生活,并驱动自己在现实中去实践它,所以始终向前。

做人就必须经历更漫长的成长,承受更多的苦痛。

但,每次追问,都没有人肯给我答案。因为我只被承认为一颗螺丝钉,最大的幸福是被需要、被牺牲,我是如此卑微,甚至不能从“我”的视角去看问题,只能用“我们”。灵魂被压榨到如此之小,爱情几乎成了最后的救赎。

这是我们这一代人无法回避的痛:我们不能堂堂正正地去认识自我,必须披上爱情的伪装。

汪国真的三大优势

上大一时,喜欢席慕蓉的同学越来越多,在爱情的掩护下,我们可以公然地自怨自艾、顾影自怜、指点江山,我们不特别渴望爱情,但特别渴望拥有自己,特别想告诉世界:我是不同的。在开放社会中,这本可用无数种方式来表达,但在上世纪90年代,我们没有别的通道。

很多动物都有这种本能,当其未成年时,人们与其玩耍,等它长大后,会一直将这些人看成是同类,甚至是父母。

喜欢席慕蓉,因为我们这代人在暗箱中呆得太久,精神普遍未成年,她成了我们的解放者。推敲起来,三毛、金庸、古龙都曾起过近似的作用,他们并没养育我们,可我们却觉得他们给了我们整个世界。

与席慕蓉相比,汪国真的诗未必更好,但更容易被接受,至少在三个方面,他更为“本地化”,与当时的社会背景结合更紧密。

其一,汪国真经常会写一些居高临下的教训体。比如:

“走/向着太阳走/让白云告诉后人吧”

“爱,不要成为囚/不要为了你的惬意/便取缔了别人的自由/得不到/总是最好的/太多了/又怎能消受”

我们这一代人从小被教训大,从而形成了训人和被训的自觉,一旦涉及庄严的话题,立刻大词喷薄,而这是席慕蓉无法满足我们的。

其次,汪国真有很多“金句”,不经中学辩证法课本的反复蹂躏,不大容易体会出其中的“美感”。比如:

呼喊是爆发的沉默,沉默是无声的召唤。

相聚的时候总是很短,期待的时候总是很长。

如果你是鱼,不要留恋天空,如果你是鸟,不要痴情海洋。

我们已形成了这种自觉,一读到这种地方,立刻会认为它充满“哲理”,这是席慕蓉偶尔才有的东西,汪国真却几乎每首诗都这么写,包括“没有比脚更长的路,没有比人更高的山”。

其三,多直抒胸臆,不避浅白,这与席慕蓉式的曲折、婉转的趣味迥异,席慕蓉肯定不会写这样的诗:

如果生活不够慷概

我们也不必回报吝啬

何必要细细的盘算

付出和得到的必须一般多 

如果能够大方

何必显得猥琐

如果能够潇洒

何必选择寂寞

这其实已不是诗的思维了,但所谓诗意,是一种社会约定,它如镣铐一般,限制着写作者的空间,一旦这个基本条件被破坏,创作者反而拥有了更大的自由。

上世纪90年代的我们怎么可能懂诗呢?我们甚至连精致的生活都不懂。大学毕业那年,我们同学间聊得的最热话题,就是去过哪个大宾馆上过厕所,我们刚刚知道,那里可以随便进,里面的厕所异常干净。

不狰狞,不得活

从诗艺上看,汪国真确有硬伤,比如原创不足,对比以下两首诗。

假如生活欺骗了你,

不要悲伤,

不要心急;

忧郁的日子需要镇静,

相信吧,

愉快的日子即将来临。

(节自普希金《假如生活欺骗了你》)

假如你不够快乐

也不要把眉头深锁

人生本来就短暂

为什么还要栽培苦涩

(节自汪国真《假如你不够快乐》)

毫无疑问,后者是前者的高仿。可有多少人看过《假如生活欺骗了你》?世界上的诗太多了,而读者知道的又那么少。我们对诗的认识,只是它悠久的名声,而非它的真实面目。事实如此:在今天诗已无需创造,就算创造了,也少有能读出滋味、知道你创造了什么的读者。

在今天,诗人是能将巨大的传统资源与现实需求勾连起来的人,他们能用近于诗的方式,公开内心的声音。正因为洞悉了这一点,所以汪国真的作品更趋“格言化”,而代价则是相对扁平、重复,不够耐读。

不要担心哪一天风暴来临

更无需有什么生生死死的约定

把爱情存给高山

不如溶进大海

把爱情交给土地

不如刻在天空

(节自汪国真《海誓山盟》)

通篇只有一个意思,意象之间无递进关系,删去最后两句,并不妨碍全诗完整,此即古诗论中批评的“床上叠床,屋上架屋”,但从传播角度看,未始不是一个策略,现代读者已很少记诵一首整诗,他们只记其中一两句,把“把爱情存给高山/不如溶进大海”和“把爱情交给土地/不如刻在天空”写两遍,等于凭空增加了“金句”的数量,更容易抓住读者眼球。

事实证明,这种“摞着使”的手法并不只在诗歌中存在,体会郭德纲的相声,就会发现他也常突破“三翻四抖,铺平垫稳”的局限,尽可能将最响的包袱集中在一起。

这是个速度至上的时代,写作者也得明白这个道理:不狰狞,不得活。

汪国真属于九十年代

虽然没有成为汪国真的粉丝,但汪国真式的励志,却潜入了血液中。

2年后,我毕业了,却找不到工作。一直将考上大学视为人生最高成就,觉得终于混进“上等人”的行列,没想到,4年后我又被踢了出来。上学时,从来没人告诉过我们应该为自己而奋斗,突然有一天,发现自己并非国家、民族的栋梁,养活自己才是王道,那时,真是觉得整个世界都已坍塌,心中顿觉无限悲凉。

一切都是谎言,可当它幻灭时,你却找不到责任人。

能理解身边很多人喜欢汪国真,他们漂泊在异乡,所谓爱情、家庭、明天,都只是一个不确定的名词,人需要一种力量支撑自己,内心太苦时,谁还需要什么深刻呢?苟活者不需要反省,只需要按摩。

曾想用一生的时间去研究李商隐,但最终扔掉了,因为我也是个虚荣的人,李商隐能给我一碗饭吗?能让我像个人那样活着吗?走在人群中,谁关心你对李商隐了解有多深?最美好的理想,可以被最卑污的东西所击垮,那么,你有什么资格去坚守它?

20多年再回头看,不论刚毕业时遭遇过多少挫折,梦想怎样被扭曲,每个大学同学都买到了自己的房子,在这个城市站稳了脚跟。其中绝大多数人开上了车,开始在四环上大骂:当初为什么不把这条路修宽点?那些当官的都没脑子吗?

经历90年代的人喜欢汪国真是有道理的,在发展的大潮中,我们多少分了一点红利,依稀尚有“经努力而成功”的痕迹,可挤在群租房中的孩子们,他们的愿望又有多少被实现的可能呢?他们的明天将如何?

现实终会抹去所有残存的诗意,会有那么一天,孩子们将诧异地反问:什么汪国真?汪国真是谁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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